首页 > 正文
跨海论汉｜艾朗诺：苏东坡的“次要文本”与李清照的“才女之累”
2026-04-28 16:11
稍做功课便发现，《才女之累：李清照及其接受史》在中文世界颇受欢迎，不仅销量可观，在豆瓣也获得了9.1的高分。而艾朗诺教授的研究视野远不止于此，他长期致力于宋代文学与文化研究，对欧阳修、苏轼等重要文人亦有深入阐释，出版了《欧阳修的文学作品》《散为百东坡：苏轼人生中的言象行》《美的焦虑：北宋士大夫的审美思想与追求》等多部重要著作，可谓当之无愧的“宋代专家”。此外，他参与撰写了《剑桥中国文学史》，并将钱锺书的《管锥编》选译为英文，在中西学术之间搭建起重要的沟通桥梁。值得期待的是，今年夏天，他的新著《流放与创造：苏轼散文中的书写实践》（Exile and Invention in the Prose Writings of Su Shi）即将出版，再次将目光投向苏轼的散文世界。
艾朗诺，美国斯坦福大学东亚语言与文化研究系教授
线上采访约在4月初的复活节假期。时间定在艾朗诺教授当地清晨八点，我原本略有担心时间是否过早，然而采访中他轻描淡写地说，自己通常五六点便已到达斯坦福大学的办公室，开始一天的工作：有时下午授课，傍晚五点左右回家。此时正值学年教学刚刚结束，要到秋季再重新开课。他说：“我喜欢早点来，因为整栋楼里只有我一个人，很安静，没有任何干扰。”生于1948年的艾朗诺教授，至今仍继续授课并指导学生，他对学术与学生的投入，以及持久的自律与热情，令我由衷敬佩与感动。
更难得的是，为了让我更直观地了解他的工作环境，艾朗诺教授通过视频向我“展示”了他的办公室。只见他身后整面墙从地面延伸至天花板，被白色书架整齐覆盖，书架分隔成均匀的小格，每一格都塞满了书——有精装本、平装本，也有一些略显陈旧、纸页微微泛黄的旧书。房间中央是一张黑色的小圆桌，配有两把黑色椅子。空间虽满，却秩序井然。他告诉我，书架上的书一侧为中文，另一侧为英文。他还向我展示了几幅“漂亮”的书法作品，其中一幅是苏轼的《卜算子·黄州定慧院寓居作》：“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谁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艾朗诺教授解释说，这首词是苏东坡被贬黄州后写下的第一首词，夜深人静时，他独自外出散步，见一只孤鸿在冷空中盘旋，无法栖息——“其实写他自己。”这幅书法作品由学者郑培凯亲笔题写，并赠予艾朗诺。
郑培凯亲笔题写的书法作品
不知不觉间，我的脑海里浮现出那片清冷的夜空：孤桐、残月、微风，一个孤独的身影缓缓行走其中。霎时间，不由生出一种奇妙的错位感——这画面，竟也与清晨早早来到办公室的艾朗诺教授重叠在一起。他在无人打扰的静谧中开始一天的工作，坚定而从容，不以孤独为苦，反而在这份清寂之中，与文本、思想和历史缓缓相遇，自有其充实与安然。
艾朗诺在接受线上采访
“他的乐观和洒脱，其实是一种有意识的展演”
澎湃新闻：您最近在忙些什么？
艾朗诺：我正忙于两本书，这两本书都会在今年夏天出版。一本是《流放与创造：苏轼散文中的书写实践》，另一本也与苏东坡有关。德古意特（De Gruyter）出版社有一个双语翻译项目，即“中国人文学科丛书”（Library of Chinese Humanities），专门推出中国重要作家的双语译本。这系列书非常精美，里面有中文原文，也有对应的英文译文。难得的是，这系列书全部开放获取，全球读者可免费阅读。我目前负责其中四卷本的苏东坡选集，涵盖诗、词、赋、文等，由我自行选编，大约900篇，总计约3000页。第一卷将在今年夏天出版，其余三卷会以每年一卷的节奏陆续推出。
澎湃新闻：祝贺并期待您的新书！能否介绍一下《流放与创造：苏轼散文中的书写实践》的内容？
艾朗诺：这本书聚焦苏轼的散文。相较于他的诗词，无论在中文还是英文研究中，这一部分都长期被忽视。我发现，他的散文在不同人生阶段呈现出显著的变化，而这些变化与他因诗文而遭受的政治打击密切相关。他的诗歌不断给他带来麻烦，甚至连一些地位较高、较为正统的散文体裁，也被拿来指控他。因此，苏轼开始将越来越多的精力投入到那些不那么正式、“高雅”的散文类型中，如尺牍、题跋、纪行以及杂记等，这其实是一种非常合乎逻辑的对策。这些原本被视为非主流的文体，在他的笔下数量大增。若追溯至唐代乃至北宋早期的文集，几乎找不到题跋或杂记，可以说在苏轼之前，这类文本基本不存在，而苏轼却创作了成百上千篇。这表明，苏轼在散文表达上极具创造性与开拓性。我的这本书正是讨论他如何探索、发展出这种更为非正式、较少规范约束的散文形式。对他而言，这类写作更自由，几乎可以随心所欲地表达。这些文体本身并无既定的规范，相比之下，“记”（record）、“序”（preface）、“论”（essay）等较为正式的散文体裁，早已形成固定的规范。苏轼逐渐远离这些传统形式，转向非传统的写作。然而，在大多数关于苏轼的研究中，这一部分往往被忽略，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人们对苏轼的片面理解。
艾朗诺即将出版的新作《流放与创造：苏轼散文中的书写实践》，哈佛大学亚洲中心，2026年10月版
澎湃新闻：您三十多年前就研究苏轼，并出版了《散为百东坡：苏轼人生中的言象行》，您现在对苏轼的理解与之前有何不同？
艾朗诺：我现在对苏轼的了解，确实比三十二年前深得多。那时，我对苏轼的了解比较有限，只关注苏轼那些最著名的作品，也就是大家都熟悉的文本。而这一次，我已经超越了那些“经典作品”，我阅读了他的全集。当然，我早期也研究过苏轼的诗、词、赋，但这一次我深入研究的是他全部的作品。河北人民出版社2010年出版的《苏轼全集校注》是一套非常棒的书。这套书总共20卷，约16000页，由三位总编主持完成，几乎对苏轼的所有作品进行了系统性的注释与校勘，包括那些实验性的、较少被重视的散文写作，如题跋、杂记等，大约有3000篇。这是史无前例的。以往学界主要关注苏轼的诗歌和重要散文，“次要文本”长期缺乏系统整理。依靠这个注释版本，我顺利阅读并理解了苏轼的全集。
澎湃新闻：苏轼最出色的散文可能就体现在他的书信之中。然而，这些书信却长期被忽视，为什么？
艾朗诺：文学传统中的学者和文学批评家本质上往往比较保守。当某些重大变化发生时，他们未必能够识别，也未必会重视。他们常常带着一种“偏见”或“滤镜”，认为这些新变化不重要。比如“宋词”，如今我们会说“唐诗宋词”，仿佛二者地位相当。但事实上，宋词被确立为重要文学形式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宋词是一种新的、富有创造性与创新性的文学形式，直到19、20世纪，人们才逐渐将唐诗和宋词并列看待。我认为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苏东坡身上。他所探索的，是一种在当时地位较低、较不受重视的文类。要让批评界与文学史家真正承认其重要性，需要很长时间。
澎湃新闻：很多读者认为，苏轼是一个大胆开明、坚韧机智且充满生命力的人。在您看来，这种形象是苏轼本人有意识地塑造出来的，还是后世建构出来的？
艾朗诺：我们完全可以理解大众为何对他产生这种印象，以及他为何如此具有吸引力。他乐天知命，从不沮丧，总开玩笑，享受生活……他在作品中不断强化这种气质。在某种意义上，这可以说是一种“自我呈现”（self projection）。但现实要复杂得多。他并非始终那么欢快、轻盈、乐观的人。恰恰相反，他比这种简单化的形象要深刻、内省得多。他也有抑郁、挫折和愤怒的时刻，尤其是面对政治处境的时候。毕竟，他的政治生涯非常艰难。他曾被捕、下狱，长期处在一种严厉而持续的政治迫害中。而他之所以经常呈现出轻松乐观的形象，其中一部分是策略性的：他在向政治上的迫害者表明，他们并没有打垮他，他的精神仍然完整。但当他为自己写作，或写给最亲密的朋友时，会展现出更沉思、更反省的一面。他有时会自我批评，会对敌人感到愤怒甚至怨恨——因为这些人试图置他于死地。有这样一个故事：苏轼被贬到广东惠州之后，写了一首诗，描述自己睡得有多么香（注：“报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这首诗传回京城，他在京城的一个主要政敌便说：“苏轼在惠州过得太舒服了，我们得把他发配到海南岛去。”看来这个故事是有一定真实性的。也就是说，当时确实有人试图“击垮”他、摧毁他。苏轼当然不愿意让这种事情发生，他要展示的是：你们没有成功。所以，他的乐观和洒脱，其实是一种有意识的展演，是一种以愤怒为底色的坚韧表达。
澎湃新闻：我们往往把苏轼视为一位诗人和文学家。在您看来，苏轼本人会如何看待自己？他把自己当作文人，还是官员？
艾朗诺：好问题。今天我们往往把苏轼看作一位诗人、文人，但这并不是他唯一看重的身份。我认为，他将自己视为这些身份的综合体。他不仅将自己视为作家，同时也将步入仕途，为国家做贡献视为人生目标。并且，他也将自己视为学者。在生命的最后几年，他被贬至海南岛，并在那里完成了三部儒家经典《易经》《尚书》和《论语》的注释。其中，《易经》的注释仅存部分，但因为这注释最初由他的父亲开始撰写，在当前版本中，父子之间的责任划分无法确定；《论语》注释大部分失传；只有《尚书》注释保存至今。当他在海南完成这三部著作后，他曾写信给一位朋友，说：“如今我完成了这三部注释，可以说，我这一辈子没有白活。”由此可见，这些工作对他来说意义重大。因此，他希望在经典研究中也有所贡献。当然，做官对他来说至关重要，但他在仕途上屡屡受挫，他觉得自己当官期间没有做出什么有价值的事情，为此感到沮丧。
《散为百东坡：苏轼人生中的言象行》，赵惠俊/译，上海古籍出版社·抱朴BOOK，2024年8月版
“对他来说，写作就像呼吸一样，是一种本能”
澎湃新闻：苏轼最终也没能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和理想，为什么？
艾朗诺：不是因为他的运气不好，而是因为他的性格并不适合仕途，因为他说话太直、太坦诚。他看到不喜欢的事情会直接说出来，遇到自私自利的人，也会直接说出来。他不够圆融，甚至可以说是完全不懂得圆融。因此，他并不适合当官。他自己也反复说过：如果我心里有一个想法，说出来可能会得罪人，但如果不说——把它吞下去——反而是在为难自己，那我宁愿把话说出来。他知道，这是一个缺点、弱点，往往容易得罪人，他的朋友们也一直劝他少说点，学会圆融，但他始终做不到。苏轼非常认同陶渊明。有些人认为，他欣赏陶渊明，是因为两人都爱饮酒、喜欢闲适、向往归隐生活，但并非如此。苏轼曾说，有一次读到陶渊明的一首诗，诗中写道：我这一生有个毛病，心里一有想法，便忍不住说出来，哪怕会得罪别人。苏轼表示，这一点最令他佩服，这才是他真正欣赏陶渊明之处。苏轼说：“我也是这样的人！”他甚至说：“我就是陶渊明的转世，东坡就是陶渊明。”
但实际上，他们两人太不一样了。陶渊明既没有当过高官，也没有经历过艰苦的流放；而苏东坡则两者都经历过，既做过高官，也经历过艰难的贬谪生活。陶渊明会抱怨贫穷，抱怨没钱买酒，但他从未被流放到像海南岛那样遥远而艰苦的地方。事实上，他退隐后主要生活在庐山一带。与苏轼相比，他的生活要安适得多。
澎湃新闻：这样看来，苏轼的文学作品和其政治生涯密不可分。
艾朗诺：如果我们只把苏轼当作一个诗人或文人来研究，便无法真正理解他的作品。他成年后的近十五年都在贬谪之中，他最重要的大量作品恰恰是在他在流放期间完成的。身处流放之地，他每天都必须以这样的身份生活，每天都在反复思考自己的处境。他称自己为“罪人”——在当时的政治语境中，他确实被视为“罪人”。因此，我们必须把他的全部挣扎放在他的政治身份中去理解，结合他作为官员、被贬谪者的经历。
澎湃新闻：您认为，苏轼写作的原因是什么？
艾朗诺：苏轼天生就是一个写作者，写作是他生命的一部分。对他来说，写作是一种自然而然的流露，是他的性格使然，他几乎无法停止写作。对他来说，写作就像呼吸一样，是一种本能，是每天都会发生的事情。即使他一再因写作惹上麻烦，朋友劝他不要再写，他的弟弟甚至对他说：“不管你在哪里，都要把写字的纸和笔烧掉，否则，只要它们在，你就一定会写。”从被贬到黄州开始，苏轼也一再对别人说：“我现在已经不再写了。”在写给朋友的信中，这样的话他说了几十次，但这并不是真的。恰恰相反，他写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也正是在这一时期，他写下了自己最著名的一批作品。他一方面对所有人说“我不写了”，另一方面却根本停不下来。他连一天不写都做不到，甚至在睡梦中，他也在“作诗”。他说过好多次：“昨晚我做了一个梦，在梦里我读到一首诗，或是我自己写了一首诗，或是杜甫出现在我的梦里，告诉我一些诗句……”苏轼醒来，就把这些内容一一写下。
澎湃新闻：苏轼最打动您的是什么？
艾朗诺：今天，我对苏轼的理解更深了，也更加欣赏他这个人。他不只是一个表面上富有魅力的人物，而是一个真正有深度、有自我意识，并且对他人怀有真切同情心的人。我在《流放与创造：苏轼散文中的书写实践》中花了不少篇幅写他被贬到惠州之后的经历。按理说，作为流放之人，他是不允许参与任何政务的，但事实上，在惠州，他不知疲倦地提出各种公共工程的设想，试图改善当地百姓的生活。比如，原有的桥梁毁坏，百姓过河非常危险，经常有人溺亡，因此，他主张必须新建桥梁；再比如，士兵和民兵驻扎在当地，但缺乏足够的住所，只能分散在外租房，结果难以管理——他们常常夜里喝酒赌博，与百姓发生冲突，甚至闹出人命，对此，苏轼提出增建三千间营房，让士兵能够集中居住，接受统一管理。他写了很长的信，仔细计算修桥要花多少钱，建营房要花多少钱，递交给地方官员，并设法筹集资金，推动这些措施落实。苏轼有着开阔而深切的同情心，为当地百姓着想，并付诸行动。
“他们未能公正对待一位才华横溢的女性”
澎湃新闻：汉学家宇文所安曾评价《才女之累：李清照及其接受史》可能会成为关于李清照的权威之作，而这本书也确实广受中国读者的欢迎，并被视为该领域最重要的著作之一。是什么最初吸引您研究李清照？您希望呈现怎样的李清照？
艾朗诺：我很高兴中国读者喜欢这本书。我之前写过欧阳修和苏轼，就想，差不多该写一位女作家了。后来，我读了更多李清照的作品，了解了更多她的生平，对她越感兴趣，并越来越觉得，如果她来到我们这个世界，看到人们通常如何想象她、描绘她，她大概会很不高兴。因为在大众的想象中，她常常被塑造成一个完全依赖丈夫的女人：丈夫在世时依附于他，丈夫去世后被悲伤彻底击垮。但我逐渐觉得，她其实是一个非常坚强、独立的女性。我之所以产生这种想法，部分原因是受台湾学者南宫搏写的《李清照的后半生》的启发。南宫搏是一位历史小说家，写过不少以中国历史人物为主角的小说。他早年曾写过一部李清照传，基本沿袭了传统看法，认为李清照在丈夫去世后余生都生活在孤独与绝望之中，并且否认她再婚的可能。但后来，他逐渐对此产生怀疑，认为真实情况并非如此。于是，他写了《李清照的后半生》。这本书不是小说，而是一部严肃的学术著作。他在书中探讨了李清照再婚以及再婚后很快离婚的经历，还有这些事件对她造成的复杂影响。他呈现出一个与传统形象截然不同的李清照：一个内心坚韧、有决断力、并不依附他人的女性。我很认同他的观点。正是这本书促使我研究李清照。同时，在20世纪90年代，一些中国女性学者（如陈祖美、邓红梅等）也开始对传统李清照形象产生质疑。她们也是最早接受李清照再婚并很快离婚这一说法的学者。这些学者——主要是女性学者——更愿意接受这种挑战传统的李清照形象，而许多男性学者仍然停留在她柔弱、依附他人的传统叙述之中。随着中国女性权利与女性解放思潮在1990年代及21世纪初的兴起，新的李清照形象逐渐被更多人接受。所以，这并不仅仅是我个人的“发现”，而是一个逐渐形成的学术转变。
我看到的是一个非常坚强的女性。她会去做那些明知会受到批评的事情，但仍然坚持去做。比如再婚，李清照再嫁的那个人其实并不好，只是因为她仍然拥有不少财富和珍贵收藏才与她成婚。结果，她在一百天内就与他离婚。这件事被很多人拿来攻击她、嘲笑她：一方面指责她不该再婚，另一方面又批评她再婚才三个月就离婚，说明她判断力差、行事轻率。她当然清楚，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离婚会对自己的名声造成很大损害，可她仍然做出了这个决定。我的书中呈现出的是一个与传统印象完全不同的李清照：她并不是那个柔弱、飘忽、完全依附他人的女性，而是一个非常坚强、完全自立的人。
《才女之累：李清照及其接受史》，夏丽丽、赵惠俊/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3月版
澎湃新闻：今天我们所认识的“李清照”，恐怕不只是那位真实生活在宋代的历史人物，而是在宋、元、明、清等不同时期不断被浪漫化、道德化，甚至神话化的形象。那么，我们应当如何更恰当地理解她的形象？
艾朗诺：好问题。如同苏轼，李清照也是一位天才型写作者。她的这种才能似乎是与生俱来的，而且在当时几乎得到普遍承认。在她所处的时代，没有人读到她的作品会说：“这个女人没有才华”，人们普遍会认为她写得非常好。但读者的评价是一回事，学者与批评家的评价则是另一回事。他们往往并不知道如何理解、定位并评价这样一位卓越的女性作者。这也是我试图解释“误读何以如此广泛存在”的原因。我认为，关键在于前现代中国的文学体制整体上由男性主导，写作者是男性，批评者是男性，文学史的书写者也是男性，因此，当他们面对一位不仅会写作，而且写得如此出色的女性时，他们能够接受她的唯一方式，就是“曲解”她的才能。难以想象的是，他们甚至会这样解释：她为什么写得这么好？为什么她的作品如此动人、有感染力？因为“她深爱她的丈夫”。换句话说，他们并不把这种卓越归因于她本人的天赋，而归因于她对丈夫深厚、忠贞的情感，仿佛这种自然流露的情感化为动人的诗词。这是一种相当扭曲的解释，甚至可以说是病态的。
澎湃新闻：后来，李清照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是如何发生变化的？
艾朗诺：20世纪50年代，中国学者黄盛璋最早明确指出这种传统形象有误。他比南宫搏更早提出这一质疑。黄盛璋撰写了李清照与赵明诚的详尽年谱，通过细致考证揭示：流传已久的相关叙述并不可靠，而所谓的“传统形象”实质上是清代学者所建构的。然而，这一观点一经提出，当时中国文学史领域的一批权威学者——也就是早期中国文学通史的主要撰写者——几乎一致对其加以批评。他们长期延续并书写李清照的传统形象，而黄盛璋提出的新观点，对其既有学术框架构成了挑战。对李清照的重新认识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历了数十年的争论与积累，才逐渐在学界获得认可。真正的转折点大约出现在20世纪90年代，随着女性主义学者越来越多，相关论证也愈发有力，使得旧有观点难以维系，这一新的理解也由此获得更为广泛的认可。
澎湃新闻：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艾朗诺：济南有一座李清照纪念堂，其中有一个房间，墙上有她一生经历的年谱。但你会发现，其中并没有提她再婚。也就是说，在公众观念中，她再婚这件事至今仍不被接受，仍不能谈。在中国文学传统中，诗歌与作者的生平几乎是分不开的，读者很难把文学作品和作者的个人生活分开来看。
澎湃新闻：另一个现象是，读者在阅读李清照的词时，往往倾向于以“自传式”方式加以理解，把她的词简化为她人生的文献证据，这样解读合理吗？
艾朗诺：如我们所知，李清照留存下来的作品大多是“词”，而不是“诗”。在词这一文体中，我们通常无法确定其写作时间。这首词究竟是李清照十九岁时写的，还是四十九岁时写的，我们无法判断。因为词的名称往往只是音乐曲调的名称，比如《减字木兰花》或《浪淘沙》等，并不像诗那样具有明确的题名。诗的题名可以帮助我们进行推断与定位。许多学者试图将她的词与她人生中的某一年或某一阶段对应起来，但这仍属推测。再者，词往往是假借他人口吻写的，宋代男作家就往往为各种原因假借女性身份写词，有些为增加词的戏剧性，有些假借闺怨表达自己的尴尬处境，有些根本是在社交场合上写给歌女唱的。我们读晏殊或柳永的词，都明白他们并不一定是词中说话的那个人，读李清照的词却一口咬定都是自传性的，不是一种偏见吗？
澎湃新闻：您在《才女之累：李清照及其接受史》中提出才女之“累”，也就是“负担”（burden）。您为何使用“负担”这一概念？这种“负担”是源于李清照本身的才华，还是后世读者的解读？
艾朗诺：这其实回到我刚才提到的问题，整个文学体系由男性主导，他们未能公正对待一位才华横溢的女性。因此，对女性才华存在各种偏见，这正是“负担”的来源。她作为进入男性主导文学创作领域的女性，从一开始就承受这种结构性偏见，这便是她所背负的“负担”。这种“负担”不仅在她生前存在，在她去世后，她的声誉同样长期承受这一影响，并持续约九百年，直到近代才逐渐获得较为公正的评价。此外，这种“负担”的一个重要方面还在于，她的《漱玉集》和《漱玉词》均已散佚，我们今天所见的作品，多为后世文献中的引用片段。因为缺乏可靠的原始文本，她的作品极易出现误归属或误判，甚至伪托或伪作的情况。例如明代有人称：我在一份古老手稿中发现了它，并确认其为李清照所作，于是，归属于她名下的作品不断增加。而这类“发现”，往往出现在她去世几百年之后。从概率上说，一篇在她去世很久后才突然出现、此前从未被记录的作品，其真实性通常是值得怀疑的，但我们又难以直接否定其真实性。
《才女之累：李清照及其接受史》英文版，哈佛大学亚洲中心，2014年2月版
澎湃新闻：李清照常常被视为宋代最杰出的女词人。您认为，她作品的魅力体现在哪些方面？
艾朗诺：我认为，即便读者未必明确表达，他们内心往往隐约意识到：词这一文体本就与诗截然不同。它更为感伤，也更为浪漫化，因此吸引了大量热情的读者。而当人们读到李清照的词时，往往会立刻意识到：“这不一样。”她的写作方式明显不同于男性词人。即便是相同的题材，将她的作品与男性在同类题材下的创作相比较，也会感到鲜明差异。她的情感、语言以及思维方式，都呈现出独特的面貌。
澎湃新闻：是否像苏轼那样，李清照也是“为写作而生”？
艾朗诺：她确实“为写作而生”。与苏轼不同的是，苏轼对自身的理解更为复杂：他既是诗人，也是官员、佛教徒，还是一位讲究饮食的美食家，呈现出多重身份；而李清照则不同，她首先将自己视为写作者，这一点非常明确。她将自己视为“文人”，这种自我认知在她的一些作品中可以清楚地体现。此外，据我所知，在当时很少有女性将自己定位为“文人”，在这一点上，她几乎是独一无二的，至少就现有材料来看，只有李清照如此。这一点正凸显了她的特殊性。
澎湃新闻：如果请您回到宋代，向李清照提出一个问题，您最想问她什么？
艾朗诺：那我真是太幸运了。我们可以想象——当她还是少女时，有多少人走进房间，看见她在写作，对她说：“你在做什么？这是男孩子做的事，不是女孩子该做的，快把它收起来，去刺绣，去做针线活……”因为在她所处的时代，写作并非女性通常从事的事情。但她却坚持了下来。所以，我最想问她的是：“面对这么多的阻碍与劝阻，你是如何坚持下来的？你如何抵抗这些声音，始终坚持写作？”
“在文学作品与其所依托的各种背景材料之间来回穿梭”
澎湃新闻：回顾您的学术历程，您最初是如何走上中国文学研究之路的？是否有某位老师、某本书或某个关键时刻，将您引入汉学领域，并让您意识到这将成为一生的事业？
艾朗诺：我也很难说得清楚。我是在大学时期开始学习中文的，大概在十九、二十岁左右，在那之前对中文一无所知。我的第一位中文老师——台湾作家白先勇，给予我很大的鼓励。当时他主要教我中文口语，却不断鼓励我阅读中国古典诗歌、研究中国传统文学，还送给我一本《唐诗三百首》。能够遇到这样的老师，我觉得很幸运。我最初打算主修英国文学，但在白先勇老师的影响下，逐渐转向中国文学。随着学习的深入，我对中国文学越来越感兴趣，并坚持了下来。学习中文并不容易，但我这个人比较固执，也喜欢接受挑战，并乐在其中。直到今天，我仍与白先勇老师保持联系。就在几年前，他和我的妻子陈毓贤（Susan Chan Egan）合写了《红楼梦》的英文导读《红楼梦指南》（A Companion to The Story of the Stone: A Chapter-by-Chapter Guide）。
30年前，艾朗诺在南京和程千帆夫妇合影
澎湃新闻：您的博士研究关注中国文学更早期的阶段，包括先秦文献以及《左传》，后来您将研究重心转向北宋，这一转变的原因是什么？
艾朗诺：相比之下，宋代文本要比先汉时期的文献更容易理解。《左传》晦涩难懂，我很庆幸曾以此为基础接受训练，但我并不想一辈子都从事这类研究，希望转向一个相对容易的领域。我之所以喜欢研究宋代，还在于这一时期的研究材料极为丰富，留存下来的文献不仅包括文学作品，还有大量传记、史书等，体量十分可观。我很享受在文学作品与其所依托的各种背景材料之间来回穿梭——正是这些文献，共同构成了理解文学作品的历史语境。宋代之所以特别，很大程度上也得益于印刷术的发展，使得当时的文献保存远比唐代多。唐代当然同样是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时期，但与宋代相比，传世材料要少得多。
澎湃新闻：那么谈到宋代，您是否认为它在某种意义上类似于现代社会？换句话说，在您看来，当时的社会形态与人们的生活，与今天相比如何？
艾朗诺：当然，它并非现代社会，更不是现代中国，两者之间存在着显著差异，但宋代确实呈现出许多“早期现代社会”的特征。例如，当时形成了一个规模庞大的受过良好教育的群体，也就是所谓的士大夫阶层，他们往来频繁、互相写信、讨论；同时，这些受过教育的人（当然主要是男性）一方面积极追求仕途，成为官员，但另一方面，他们也努力维持某种独立性，以与皇帝及政治权力保持适度距离为荣，这一点非常吸引人。
澎湃新闻：您曾选译了钱锺书的《管锥编》（Limited Views: Essays on Ideas and Letters），您为何选择翻译钱锺书的作品？您在翻译过程中有哪些收获？
艾朗诺：我在哈佛大学的一位老师是方志彤 （Achilles Fang），他曾就读于清华大学，与钱锺书同年出生，也是他的同学。我当时是方老师的学生，他鼓励我去研究钱锺书。可以说他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引导我走上了这条道路。在阅读与翻译《管锥编》的过程中，我学到了很多。我也翻译过苏轼的作品，这两位作家的作品我都很喜欢。翻译是一项极具挑战性的工作，要翻译好非常难，但我很享受这个过程。当你读到自己完成的一段译文，并且觉得翻译得还不错时，那种满足感是非常强烈的。当然，这绝非轻而易举之事，对心力的消耗非常大。在翻译过程中，你必须对每一行文字做出判断，对每一句的意义进行取舍。实际上，这种决断甚至比传统的注释工作更为繁重。注释通常只解释疑难之处，并不会逐句阐明意义，除非是把文本翻译成白话文，但翻译则要求你面对每一行文字，这确实是一项高强度的智力劳动。
艾朗诺选译的《管锥编》，哈佛大学亚洲中心，1998年5月版
澎湃新闻：我知道您的妻子陈毓贤是华裔，她的中文非常好，写作、翻译了很多作品，并曾获得美国现代语文学会翻译奖。你们如何“互相帮助”？
艾朗诺：我经常向她请教，她会帮助我解决一些我不理解的问题。但她有自己的研究与写作项目。她一直在持续写作，主要研究20世纪中国的学者与知识分子，几乎每年都会在《上海书评》发表多篇文章。除了和白先勇合作，为《红楼梦》撰写英文导读《红楼梦指南》，她和白睿文（Michael Berry）合作翻译了王安忆的小说《长恨歌》。我认为她的这些工作都非常有影响力。她一直非常高产。她通常在家里写作，有自己的书房；我在学校工作，这里有我的办公室。到了晚上，我们会交流心得，聊聊各自的工作。
（谨致谢徐红霞女士为采访提供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