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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里谁洗碗，正这样悄悄塑造孩子的认知
2026-04-24 18:45
“那今晚的家务谁来做？”
“谁洗碗、谁接孩子、谁修东西”，类似关于家庭分工的争论，是家庭内部绕不开的话题。这些转瞬而过的对话，成了郑钧耀挂在心头的疑问：看似琐碎的家庭分工，是否正悄无声息地影响着下一代在校园里的行为？
今年2月，上海交通大学副教授杨帆与博士生郑钧耀在国际期刊《Sex Roles》（《性别角色》）发表了一项跨国研究，他们通过分析全球15个国家和地区的数据发现，家庭家务分工的不平等，与孩子在学校的霸凌行为息息相关。
上海交通大学副教授杨帆
研究表明，当家庭中存在明显的性别化分工模式时，孩子更容易形成性别偏见和“能力天生、难以改变”的固化思维。带着这种认知走向校园，他们可能更容易去孤立或嘲弄那些“不符合规范”的同学。
研究将家庭分为四种模式：平等型、过渡型（共同参与育儿，但做饭、打扫仍以女性为主）、性别专门化型（男主外，女主内）、疏离型（许多家务和育儿事项没有明确的责任人）。不同模式通过不同路径影响孩子：疏离型与霸凌行为最直接相关；占比最高的过渡型，以及性别专门化型，则主要通过塑造孩子的性别偏见与霸凌行为间接相关。值得注意的是，过渡型家庭在育儿上已经走向平等，家务分工却仍有落差——日常中那些细微的不平等，同样会被孩子悄悄捕捉。
饭后谁去洗碗，不仅关乎谁能多歇会儿，更是塑造孩子价值观的起点。
上海交通大学博士生郑钧耀
以下为澎湃新闻记者与杨帆、郑钧耀对话内容：
“结果并不让人惊讶”
澎湃新闻：调研最初是怎么想到把家务分工和校园霸凌放在一起研究的？
杨帆：我2018年做过校园霸凌研究，主要聚焦农村留守儿童、隔代抚育。孩子的社会化场域不只有校园，家庭也很重要。我尝试过在调研中加入家庭因素，比如祖父母教养方式、与外出父母的交流频率，但对留守儿童来说，家庭是相对缺失的场景。钧耀的想法很具象，不是泛泛谈家庭，而是落到家务分工上，所以我非常支持他做这个题目。
郑钧耀：我们团队一直关注性别态度的代际传递。家务分工是孩子日常生活中性别化最鲜明的场景之一。谁洗碗、谁修东西、谁接送孩子上下学等，会慢慢塑造孩子对能力、角色和性别的基本认知。
对于这种认知分化的后续影响，我们梳理出两条心理路径：一是性别偏见，二是固化思维，二者会相互强化。当孩子既有强烈性别偏见，又觉得“强弱天定”时，更容易孤立或嘲弄“不符合规范”的同伴。我母亲是小学老师，她讲过班里一个男生总嘲笑“不够男生”的同学，后来请家长，只有妈妈来，爸爸几乎不参与家务，是家里的权威。这个案例在数据中得到了印证，我们的研究不只是统计数据，更是在孩子身上真实发生的事。
澎湃新闻：调研把家庭分成了四种模式，可以用“晚饭后的场景”为我们分别描绘一下吗？
杨帆：平等型家庭：父母共同收拾餐具，分工明确，谁陪孩子、谁洗碗都能商量；过渡型：妈妈负责收拾残局，爸爸可能只是顺手把碗放到水槽，就去处理工作或玩手机了——这种模式在社会学上被称为“新传统主义”，男性也认识到该分担家务，但主要家务还是女性承担；性别专门化型：典型的“男主外女主内”，爸爸完全不会考虑家务，只负责挣钱工作；疏离型：别说晚饭后的家务了，吃饭时间都不固定，甚至父母和孩子各吃各的。
郑钧耀：这种分类用的是潜在类别分析，让数据自己说话，而不是先入为主的二分法。数据会自己拟合、聚合，我们再观察每个类别的特征进行分析和命名，这样每个家庭都能找到自己的定位，也更利于后续的干预。
澎湃新闻：研究覆盖了15个国家和地区，哪个数据最让你意外？
杨帆：结果并不让人惊讶。日本、阿联酋、印度这些性别分工较固化的国家，表现符合预期；从总体数据看，结果在全球具有较高一致性，相比平等型家庭，其他三种家庭的霸凌行为发生率都更高。
突破我原有认知的有两点：第一，过渡型家庭占比最高，但它对孩子的性别偏见仍有显著影响，说明日常细微的不平等也会被孩子捕捉并模仿；第二，跨文化普适性超出预期，不同国家的宗教信仰、开放程度、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很大，家庭家务分工形式也不同，但“家务分工通过影响孩子的固定心态和性别偏见，进而外化为霸凌行为”的逻辑链条高度一致。
澎湃新闻：过渡型家庭中“男性也认识到该分担，但主要家务还是女性承担”， 这种状态会让孩子更“拧巴”吗？
杨帆：我不赞同用“拧巴”或“矛盾”来形容，很多过渡型家庭的父母可能根本没有上升到“明确知道要性别平等”的层面。孩子可能反而觉得爸爸少做家务是自然的，爸爸的时间更宝贵，这本质上就是性别偏见。
郑钧耀：孩子是否感到拧巴，取决于父母是否对这种矛盾做出解释。如果父母从不提及，孩子可能觉得母亲做饭理所当然。如果父母会说“本来应该一起做，只是爸爸最近忙”，孩子的理解就会不同。
澎湃新闻：从家庭分工到校园霸凌的两条路径中，性别偏见与固定心态哪一条对当下中国青少年影响更大？
杨帆：核心分野是城乡差异。对农村青少年来说性别偏见的影响可能更大。很多农村孩子是留守儿童，大部分时间和祖父母待在一起。老一辈存在性别偏见的比例在农村地区更高，这种偏见会代际传递，比如觉得男孩子该怎么样、女孩子该怎么样，在学习、生活、职业选择等方面都会导致明显差异。
郑钧耀：我个人觉得固化思维更需要关注。中国社会的性别偏见在慢慢下降，但固化思维在中国教育文化里有很深的土壤，比如“是不是读书的料”这类说法很常见。数据显示，固化思维对男孩影响尤其突出，叠加社会评价中男孩“不能软弱”导致的压力，会让一些孩子更倾向于用欺压他人来证明自己的强势地位。
“男孩同样是这套规范的承受者”
澎湃新闻：分析显示，性别偏见对霸凌行为的影响，在男孩身上比在女孩身上更明显，如何看待这个差异？
杨帆：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性别强化假设，青春期男生面临追求“男子气概”的社会压力，所以会刻意表现阳刚；二是社会支配取向，传统性别观念中男性被赋予更多支配性，容易将霸凌视为证明自己男子气概的表演。
他实施霸凌可能与被霸凌对象的特征有关，比如对方比较柔弱，霸凌者觉得“男生就应该强势粗犷，你这么阴柔，和你天生该有的特征不符合”。这就是研究里说的固定心态——觉得性别特征是天生的，不能改变，你不符合就该被“指出错误”，甚至霸凌。
澎湃新闻：你如何看待社交网络上不少关于“有毒的男性气概”的讨论？
郑钧耀：“有毒的男性气概”指向的是真实的文化压力。但背后存在几个问题：一是概念容易被误读，它批判的是一套文化规范，不是男性这个群体，但传播中容易被解读为“男性天生有毒”；二是讨论触碰到了很多人的身份认同，对于在传统性别规范中长大的人，批判这套规范听起来像是否定他们的成长经历；三是最根本的，即性别对立背后是资源分配和社会结构问题。这种火药味不只是沟通问题，更折射出社会在性别角色快速变化过程中，不同群体的困惑和压力没有找到足够出口。我们的研究不是认为男孩有问题，而是指出男孩同样是这套规范的承受者。
澎湃新闻：调研提及疏离型家庭的孩子特别容易形成固定心态，长远来看会有哪些影响？
杨帆：这个问题不该只放在疏离型家庭中谈，其样本中占比只有5.27%。固定心态对孩子的影响是一致的，不管什么家庭类型。一旦形成固定心态，孩子会排斥不符合性别刻板印象的人，造成很多交往障碍，长期处于这种心态，会让他变得封闭。
郑钧耀：疏离型家庭的核心特征是父母缺席，孩子长期得不到家庭回应，很难建立“努力可以改变现状”的信念，慢慢会形成宿命感。孩子学习上容易放弃，人际交往中会对负面评价非常敏感，要么退缩、要么先发制人攻击他人；进入职场后不敢接受挑战性任务，处理同辈关系较差，在亲密关系中，遇到冲突容易归结为“我们不合适”，缺乏改善关系的动力。不过这是可以改变的，研究已经证明成长型心态可以培养，干预越早效果越好。
但要说明，疏离型家庭很少是父母主动选择的，客观原因是时间和精力匮乏，也有的父母成长于疏离型家庭，不知道如何投入，或者把“养”和“育”分开，认为提供物质条件就是尽到责任。疏离不等于不爱孩子，更多是结构性困境，需要社会支持系统给予缓冲。
澎湃新闻：“家庭分工影响孩子”这一问题上，城乡差异表现在哪些方面？
杨帆：差异非常大。农村留守儿童占比很高，家务分工不是“谁洗碗”的问题，而是“谁在场”的问题。我2018年的研究发现，农村留守儿童因缺乏成年人劳动示范和家庭支持，自信心较低，面对霸凌时更容易采取消极应对策略。这种消极应对在农村孩子中比例也更高，它以情绪导向为主，是发泄式的，比如打架、抽烟喝酒、逃避、沉迷游戏，只处理情绪内耗，不解决根本问题。
郑钧耀：农村留守儿童的性别态度，很大程度上依赖祖辈，其观念往往更传统，加上父亲长期缺席，孩子的认知来源变得单一；城市家庭更多是双职工模式，父母的经济参与相对平等，但家务和育儿分配没跟上，数据显示近45%的家庭是过渡型，这种观念与行为落差的影响更隐蔽，因为它不是明确规则，而是被默默接受的现实。
“家里没有什么事是某个人天生该做的”
澎湃新闻：对于占比最高的过渡型家庭，你会给男性哪一条具体且容易上手的建议？
杨帆：我觉得不能单单给男性提建议，这本身就是一种刻板印象。现在有不少全职爸爸或全职妈妈，所以给参与少的一方的建议是：把角色定位从“辅助者”转变为“共同责任人”。家务不只是洗碗，还包括接送孩子、辅导功课等，不能觉得自己是帮对方做事，而是作为家庭成员共同承担责任。
没必要在分工上锱铢必较，追求绝对均等，但这种“共同责任人”的心态会影响行为模式。夫妻双方通过平等协商的态度互动，孩子会感知到“爸爸妈妈都很重要，没有谁天生该多做或少做”。
郑钧耀：从一件固定的家务开始，让孩子觉得“这件事就是爸爸做的”。不需要宣布改变，比如每天饭后洗碗、周末负责买菜，稳定地做下去，孩子的认知会从这些日常细节中慢慢改变。当孩子说出带偏见的话，父母可以接住话头继续聊。这种对话不用正式，饭桌上随口一提就够，但长期积累下来，对孩子思维方式的影响非常实在。
家务分工不只是谁做家务，背后是一套关于能力、价值和角色的信号系统，父母能做的就是让这套信号系统更开放，让孩子知道能力可以习得，角色可以协商，家里没有什么事是某个人天生该做的。
对于一些疏离型家庭，如果孩子还在青少年阶段，介入窗口还在，有研究表明亲子关系质量可以在短期内改善。关键是建立稳定、有回应的互动，不是陪着玩手机。关注孩子说的话、情绪和日常，聊聊他当天经历的事，哪怕每天只有十几分钟，也比形式化的陪伴有效。长期缺席的父母初期可能会遇到孩子抵触，不要因为孩子冷淡就退缩，稳定和持续本身就在传递“我在，而且会一直都在”的信号。
澎湃新闻：基于调研情况，学校如何更好应对校园霸凌？
郑钧耀：课程设计上，最重要的不是开一门专门的课，而是把相关讨论融入日常教学，比如语文课分析人物时追问“这个角色的选择是因为性别，还是因为他这个人？”；历史课上聊聊“古代是这样，现在有没有变化”，这种随机渗透比专题教育更持久。
澎湃新闻：调研提及父亲育儿假、灵活工作制等政策支持，你认为现实中政策推进可能遇到的最大阻力是什么？
郑钧耀：弹性工作制、远程办公、育儿假等在技术上并不困难，但核心在于企业文化和激励结构。如果公司默认请育儿假的员工不够投入，或者在晋升考核中隐性惩罚工作时间短的人，再好的政策也只是摆设。企业真正需要改变的，是“长期在岗等于高绩效”的评价逻辑，尤其是中小企业，没有配套的税收减免或政府补贴，推行阻力很大。观念层面上，很多父亲即使有假可请，也会因为“男人不应因家庭耽误工作”的隐性压力而放弃。顶层政策给了空间，但文化氛围没跟上，政策使用率自然上不去。
瑞典和挪威引入“父亲配额制”，将一部分育儿假专门留给父亲，不用就作废，有效提高了父亲的实际参与率。我国目前育儿假制度的落实还没有那么先进，但它背后的逻辑可以借鉴：通过制度设计降低个人选择的成本和阻力，而不是单纯依靠观念自然转变。我国未来可以探索的方向包括：强制要求企业提供一定比例的专属育儿假，对落实弹性工作制的企业给予税收优惠，将家庭友好政策的落实情况纳入企业社会评估体系等。
澎湃新闻：这项研究如何影响你对家庭分工及与孩子互动的想象？
杨帆：我爱人也是做性别研究的博士，研究过程中一直和她讨论，文章最后还致谢了她。我们走到一起时就已经达成共识——未来家庭要践行平等的家务分工，所以研究发现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我们的模式。但前几天她还开玩笑说：“这回轮到你带孩子去打网球了，你看看你写的论文，可不能推脱。”这种玩笑式的提醒，算是一种影响吧。
郑钧耀：研究发表后，我和有孩子的朋友聊，他们往往不会先问“我家孩子有没有问题”，而是先回忆自己小时候的家庭是什么样的。这项研究触动的不只是他们作为父母的一面，还有作为孩子的一面。对我个人来说，未来我也希望孩子从日常生活中看到“能力没有性别之分”，家里的事情大家一起做。这些说起来简单，但真正做到需要持续的自觉。
设计 王璐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