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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的，假的，演的：为什么历史应该被影视化？
2026-04-16 11:56
《凯利帮的故事》电影海报
历史题材的电影与电视剧（自从电视诞生以来）一直都很流行，尽管1907年澳大利亚当局所忧虑的事情仍在持续困扰着人们。到了2020年，任何一位观察者都会注意到，英国政府正在因为脱欧和新冠疫情而忙得焦头烂额。不过这也不妨碍一些人诟病网飞出品的电视剧《王冠》——一部讲述英国女王及王家生活的历史剧。《王冠》的第四季于2020年播出，这一季讲到了20世纪80年代的王室敏感话题，其中就包括威尔士亲王查尔斯及其王妃戴安娜之间的关系。抵制这部电视剧的浪潮占据了一众小报的头版标题，查尔斯亲王的友人也声称这部剧是“好莱坞式的恶搞抹黑”。英国文化大臣奥利弗·道登表示，他会要求网飞在剧中加上“善意警告”，标明剧情有所虚构。他宣称：“如果不这么做，我担心没经历过相关事件的新一代观众会把虚构情节误认为事实。”前文化大臣约翰·惠廷戴尔则提出要对网飞作品进行管控，尽管后者的欧洲总部位于荷兰。11月28日，《星期日邮报》惊恐地报道称《王冠》的观众数量“已经远远超出了收看（收听）过查尔斯与戴安娜婚礼现场报道的人”。历史学者们或许很乐于讨论，电视剧情与现实的婚礼之间，哪个虚构意味更浓厚。
当然，《王冠》一开始就坦承了自身的虚构性。它被宣传为一部历史电视剧，而不是纪录片，剧中奢华的道具场景也不大可能被轻易误认成历史上的真实影像。影片中的人物都是些知名演员，人物间的对话（尤其是那些私下进行的谈论）显然也是戏剧化的。这些戏剧套路使我们得以辨别荧屏上的内容虚构与否。然而，已经到了21世纪20年代，人们仍然像1907年一样，担心观众不能领悟到：历史剧并不是完全无害的娱乐项目，它是对历史的扭曲，也会带来危害。它可能会导致一种“超真实”（hyperreality）的状况，这种状态最初是由让·鲍德里亚定义的，指人们无法从真实的虚拟物中辨认出真实。这就是历史电视剧的批评者所恐惧的：真实自身的界线都已经分崩离析，人们就更不可能去辨别事物真实与否了。
《王冠》第四季中的戴安娜王妃
这种论调，即不少人（持论者会暗示这些人不够聪明）会被历史虚构作品愚弄误导的观点，通常是人云亦云，并没有太多证据支撑。我们能够有效分析信息的一个例子，就是奥利弗·斯通的动作惊悚大片《刺杀肯尼迪》（1991）。在对约翰·肯尼迪遇刺案的调查基础之上，《刺杀肯尼迪》竭尽所能地颠覆历史真实记录、说服观众相信肯尼迪之死并非李·哈维·奥斯瓦尔德一人所为，其背后还有更大的阴谋。斯通有意摒弃了《王冠》所采用的历史虚构类影视作品的一贯套路，以“纪录片式的”风格进行拍摄、剪辑，将原始的真实影像记录打碎重组。然而，他的最终作品却是全然编造的产物：本不可靠的目击者被塑造成了可信的证人；证实这是个大阴谋的告密者是被凭空捏造出来的角色；一份疑点重重、不足为信的弹道学研究报告也被视作关键证据。这部电影的潜在论调是，所有阴谋都是由政府高层决定的。这个情节取自《来自铁山的报道》（The Report from Iron Mountain），该书于1967年出版，其作者本人也在1972年承认，该书所有内容均为编造。除此之外，这部电影被视为权威信息来源也并非毫无缘由：电影制作非常精良，剧情紧凑，演员演技也很好，并斩获了八项奥斯卡大奖的提名。
当局势一度显示《刺杀肯尼迪》可能会让所有观众相信其所讲述的就是事实时，当时的人们曾为此感到焦虑，尽管这部电影的内容完全没有超越人们喜闻乐见的阴谋论范畴。盖洛普民意调查机构曾经发起过一项全美意向调查，试图追踪1963年至2013年间，相信李·哈维·奥斯瓦尔德说辞的人，与相信整个事件是阴谋的人，在美国人中所占的比例。这项调查表明，并不是因为这部1991年上映的电影，人们才相信阴谋论，而是大半个世纪以来，大部分人一直都是这些阴谋论的受众。调查数据表明，这部电影对人们观点的影响微乎其微。1983年，74%受访的美国人都相信肯尼迪之死是一个阴谋。在电影放映后的1992年，相信阴谋论的人数比例也只是轻微提升到了77%。在随后的1993年，这个数字又回落至75%。真正重大的变化发生在1966—1976年这十年间，在1966年，50%的人相信事件背后有阴谋，到1976年则有81%的人都相信阴谋论。这一变化的原因，也可能是1976年成立的白宫刺杀研究委员会在缺乏任何明确证据的情况下，自相矛盾又轻率（坦白来说，确实如此）地作出结论，声称刺杀事件确实是密谋策划的结果。许多历史研究者都认为奥斯瓦尔德是独自行动的，而很明显，大多数美国人都不认同这个看法，但这一点并不能怪罪于奥利弗·斯通的电影。比起电影制作人，政治家们的言行举止往往更容易影响公众对历史事件的看法。
《刺杀肯尼迪》电影海报
对于历史研究者而言，《刺杀肯尼迪》的积极影响之一，是在电影上映后，国会下令将所有关于暗杀事件的现存档案都对公众开放。其中99%的材料都无法为阴谋论提供任何充足的证据—这方面的证据至今没人找到过。尽管如此，这些文献材料还是发挥了作用，尽管不能为政治家所用，也不能为历史研究者提供有效的论据，却最终战胜了电影对公众观点的影响：到2013年，相信阴谋论的受访者比例已经跌至61%。
在《刺杀肯尼迪》的案例中，这部轰动一时的电影本意是要颠覆公众的观点，但最终功亏一篑，电影带来的影响也转瞬即逝。尽管如此，历史主题的电影还是会对公众意识造成微妙的影响。像是上映于1995年，由梅尔·吉布森主演，讲述苏格兰爱国主义者威廉·华莱士故事的史诗电影《勇敢的心》，就常常会被人们同苏格兰民族主义的崛起联系起来。萨利·摩根教授主要研究20世纪90年代苏格兰电影的政治意义，她曾指出这些电影在美学和议题上都影响了苏格兰独立运动者：“我认为苏格兰已经预先有了这样的形象预设，从而将自己打造成野性的、抵抗帝国的凯尔特部族，以此将自己与英格兰区分开。”在1997年苏格兰权力下放公投后，亚历克斯·沙蒙德（他在2007年成为第一位任首席部长的苏格兰民族党人）就曾当众宣称：“苏格兰怀着一颗勇敢的心，期待这一天的到来。”这话引起了群众的欢呼。
《勇敢的心》剧照
从历史研究的角度来看，《勇敢的心》和《刺杀肯尼迪》的虚构程度不相上下，电影中的日期和事件细节都错误百出，人物脸上所绘的菘蓝图纹，还有人物身穿的苏格兰短裙都是错的。在一场关于猪肉派宴会的情节中，电影甚至完全虚构了华莱士在1304年让爱德华二世的妻子伊莎贝拉怀孕的故事。这段情节在历史上绝不会发生，因为伊莎贝拉在1304年时年仅九岁，也尚未嫁给当时正身处法国的爱德华二世。我们可以像摩根教授那样以此为据，证明这部电影的主题与理念给苏格兰带来了文化冲击。但我们尚不清楚，这部电影是推动了民众对苏格兰民族主义的支持，还是仅仅在迎合已有的支持者。也没有证据表明，是否真的会有那么多人相信影片中荒谬的历史情节。
大多数人在从学校毕业之后，除了虚构小说，都鲜少接触历史题材，除非他们有意识地去观看历史纪录片，阅读历史纪实类作品，参观博物馆，等等。值得一提的是，历史影视剧引发的道德恐慌很少会继续延伸到戏剧或小说，尽管剧作家和小说家们篡改事实的程度并不亚于影视制作人。莎士比亚历史剧作对历史的歪曲已经广为人知，但观众仍然可以无需警示、放心地观看莎士比亚的戏剧。在科尔森·怀特黑德的小说《地下铁道》（2016）中，从佐治亚州运输奴隶的地下走私火车所运行的轨道，被文学虚构赋予了新的形态。乔治·桑德斯的《林肯在中阴界》（2017）也将注解详尽的参考文献与鬼魂讲述的绝妙想象相糅合，以此来展开叙事。这些作品不但没有招致批评，反而凭借创造力及其对历史的颠覆性借用，赢得了广泛赞誉：前者斩获了普利策奖与美国国家图书奖，后者则赢得了布克奖。
《地下铁道》电影海报
或许人们对戏剧和文学作品（的历史真实性）不那么忧心，是因为人们假定这些文化产品的受众都是文化精英，而电影和电视剧面向的则是普罗大众。历史小说成为最前沿的流行文化时，自然也会频频招致争议。自从1869年出版《战争与和平》以来，列夫·托尔斯泰对历史的篡改就一直遭到各界人士的抨击。激进的批评者尼古拉·谢古诺夫就很反感托尔斯泰对俄罗斯贵族历史的浪漫化书写，他曾经批评说：“托尔斯泰伯爵缺乏很好的写作天赋，这实在是一种幸运；要是他具备了莎士比亚或者拜伦那样的天赋，那我们无论怎样诅咒他都不为过。”与之类似，许多如今被奉为经典的历史电影，在上映之时都曾招致愤怒的批评。奥达·阿布·塔伊家族就曾因演员安东尼·奎恩在电影《阿拉伯的劳伦斯》（1962）中塑造了刻板的奥达形象而深受冒犯，并尝试起诉电影制片人，最终未能胜诉。维多利亚十字勋章获得者亨利·胡克的女儿在参加电影《祖鲁战争》（1964）的首映式时大为不满，因为她的父亲原本滴酒不沾，且有档案记录为证，却在电影中被篡改成了一个酗酒的散漫之徒。现在的影视剧作品都会加上一条免责声明：“本片中出现的所有角色均为虚构，如与真实人物（不论在世与否）雷同，纯属巧合。”这正是由于沙俄公主伊琳娜·尤苏波夫曾以电影《拉斯普京与皇后》（1932）中所塑造的她本人形象为由，成功起诉了米高梅电影公司。
一些历史题材的影视剧也会试图忠实于历史，其中少数作品确实在忠于历史与创造性发挥之间实现了平衡。黑泽明导演的电影《乱》（1985），将莎翁《李尔王》的情节与16世纪日本大名毛利元就的生平故事绝佳地糅合起来，既对这段历史故事进行了精妙的文学化创作，又不失其历史语境的主调。《疯狂的乔治王》（1994）讲述了乔治三世的疯病引发的种种故事，是一部既生动又感人的剧作。电影《太空先锋》（1983）改编自汤姆·沃尔夫关于太空军备竞赛主题的小说，电影为这个复杂的故事赋予了人性的光辉，引人入胜的同时也介绍了许多历史知识。电影《为奴十二年》（2013）是史蒂夫·麦奎因根据所罗门·诺瑟普的故事改编而成的，整整一代的电影观众可能都无法忘记片中那些过于真实的镜头所带来的焦灼恐惧。
《乱》剧照
然而，自然也有许多历史题材的影视剧并不忠于历史记录，其中一些甚至带有恶劣的意图。那些由官方政府或是军事机构资助、意图散播政治思想的宣传影片，常常为了实现自身目的，以种种方式滥用历史。上映于1940年的《犹太人苏斯》与《罗斯柴尔德家族》这两部历史电影，就是纳粹德国为鼓吹反犹主义而拍摄的。另一方面，约瑟夫·斯大林与温斯顿·丘吉尔都是狂热影迷，他们都参与了历史电影的制作。斯大林经常会加入制片流程，在影片上映前阅读剧本并决定最终的剪辑。丘吉尔甚至曾经尝试从事历史题材的编剧工作：他在20世纪30年代为亚历山大·柯达写了一部虚构的乔治五世传记作品，但遗憾的是这部剧本从未被拍成电影。
回到《王冠》这部作品，人们对它的忧虑并非来自相关的商业宣传。这其实是种更普遍的怨言，即商业化的影视剧制作正在改变历史，从而使故事更能引起观众的兴趣。英国的《卫报》与《泰晤士报》上刊载的愤怒文章列举了剧中诸如“玛格丽特公主嘲笑戴安娜王妃不会行屈膝礼”，以及“剧中女王数次参加王家阅兵仪式的着装有误”等疏漏之处。相比于其他许多历史剧的漫天编造，《王冠》的问题甚至显得微不足道。整部《莫扎特传》（1984）电影都是基于一个完全虚构的说法，即莫扎特是被他的竞争对手萨里埃利谋杀的。电影《匿名者》（2011）不仅宣称莎士比亚的剧本其实都是牛津伯爵写的，还将莎士比亚描绘成一个文盲，而影片中的童真女王伊丽莎白一世更是秘密诞下了十几个私生子。在电影《猎杀U-571》（2000）中，历史上原本是被英国海军截获的英格玛密码机，被改写成以摇滚巨星邦·乔维为首的美国勇士的战利品。《启示》（2006）则将玛雅文明覆灭的时间后移了六百年，以便插入西班牙征服者抵达末日的场景。
在回应一篇指责《王冠》有误的报纸文章时，历史学家格雷格·詹纳在推特上发表动态称：“它们并不是‘错误’，而是一种创造性的选择，这是每个剧作家都必须做出的选择，因为百分百准确的历史剧是不存在的。”许多电影制作人都对历史抱有一种戏谑的态度，这往往会催生奇妙的效果。例如1975年的电影《巨蟒与圣杯》就无意于探索历史真相——它就是想拿亚瑟王的故事开玩笑。像《冬狮》（1968）这样的电影显然不可能是纪实性的重述，而是富于想象力的、从历史情境中推导衍生出的黑色喜剧，它们远比真实的历史更有趣。1995年上映版本的《理查三世》将故事背景设在20世纪30年代，剧中，伊恩·麦克莱恩饰演的理查三世大叫着：“一匹马！一匹马！用我的王国换一匹马！”，这其实是因为他的吉普车发生了故障。
《理查三世》剧照
历史奇幻作品则将历史话题、历史背景或历史故事与纯粹的想象融合起来。在2011年电影《X战警：第一战》中，一群变种人超级英雄阻止了历史上的古巴导弹危机。系列电影《加勒比海盗》（2003—2017）为加勒比海的历史增添了鬼魂与海怪等元素。《权力的游戏》（2011—2019）甚至将更多历史话题融入虚构创作——英国的玫瑰战争、西班牙的熙德故事、苏格兰的“黑色晚宴”，以及无数古代、中世纪及现代早期关于龙与冰雪僵尸的故事。
这些虚构作品在风格、意图，以及讲述范围上的差异如此之大，甚至没有人知道官方机构该如何监管历史小说的创作。当我们对《切尔诺贝利》《兄弟连》《浴血黑帮》和“黑爵士”系列等影视作品给予充分的艺术创作自由时，我们又如何能够起草明文规章来限制《王冠》呢？如果人们关于《王冠》的一大忧虑是电视剧中所改编的现实人物还活着，那么诽谤法早已为这些人提供了保障。法庭诉讼的费用和随之而来的社会关注也可能会使潜在的原告们望而却步。尽管如此，摊上诽谤官司（更别提败诉）的巨大代价也同样对那些试图抹黑真实人物的电影制片人构成了强烈威慑。
政府对历史虚构作品的监管，难免会妨碍人们表达的自由。自从澳大利亚一些地区禁播了《凯利帮的故事》，许多国家也开始对历史电影及电视剧进行审查，被审查的原因包括作品中的历史情节有误、情节无误但是不讨官方喜欢，又或者是伤害了民族感情。英国、法国、西班牙、德国与芬兰都禁播了1925年的苏联电影《战舰波将金号》。纳粹德国禁播了电影《大独裁者》（1940）。泰国禁播了《国王与我》（1956）。挪威禁播了《万事魔星》（1979）。意大利禁播了《大地雄狮》（1980）。伊朗禁播了《斯巴达300勇士》（2006）。当然，对一部电影而言，禁播无疑是最好的营销。如果英国政府真对《王冠》予以干涉，那这毫无意外只会让更多人想要观剧，看看它为何会如此兴师动众。
一些国家甚至尝试在电影发布前，先邀请历史学者们审查过目。2017年，一部讲述了14世纪帕德玛瓦蒂王后（许多历史学家甚至不相信这位王后在历史上真实存在过）故事的宝莱坞史诗电影就引发过暴动。印度许多邦都将这部电影列为禁片，电影制片人则向印度最高法院申诉取消禁令，并最终获胜。印度电影审查委员会就此片征询了五位历史学家，并收到了各种不同的修改建议。对此，片方都予以采纳，其中也包括将片名《帕德玛瓦蒂王后》的拼写方式从“Padmavat”改为“Padmaavat”，后者与讲述这位王后的16世纪史诗篇名一致，由此，片方试图表明电影创作主要基于虚构作品，而非真实历史。
围绕某部特定影片的争议，或许可以通过上述办法来化解，但要是将所有历史虚构类电影都交给历史专家小组评判，并由后者掌握编辑删改的权力，无疑会给表达自由套上不堪忍受的枷锁。这种设想甚至都无法真正被实现，因为就历史学家的本性而言，他们永远都无法达成一致的观点。况且，哪些历史学家具备评判的资格，他们要评判哪些电影，又由谁来确定评判者的人选？如果电影制片人质疑专家小组的评判，坚持要启用他们自己偏好的专业人士的建议呢？尽管如此，最关键的还是人们都搞错了重点：历史虚构类作品不是历史著作，而是虚构写作。
如何区分事实与虚构，还有一种更好的办法，就是在各个教育阶段中都鼓励并教授批判性思维方式。历史教育在此便有了用武之地。如果历史教学只是大量罗列出帝王姓名与日期，让学生一味囫囵吞枣，老师一味照本宣科，那么它的效用充其量不过是让你赢得某场酒吧竞答游戏。相反，如果历史教学能够导向提问与研究、筛选信息并对其来源的可靠性做出明智判断、回归语境思考问题，以及统合与理解的过程，那么它将赋予学生绝对强有力的思想工具，以此在现代世界中明辨道路方向。
比起一些可疑的关于历史瞬间的画面，还有许多事情更容易对我们的现实认知构成威胁。互联网、当代的政治宣传，以及日益原子化且两极分化的媒体，都使我们的生活信息过载。与此同时，许多传统的信息过滤机制—像是对公然政治谎言的禁止，或是报刊媒体严格进行事实核查的做法—已然崩溃。我们需要学会在这种环境中生存，而历史学的训练可以助我们一臂之力。比起对观众摆架子、傲慢地告知他们虚构就是虚构，我们更应该思考如何赋予每个人提问与寻找答案的自主性。
在此，历史电影同样大有助益，即便是糟糕的历史电影。事实上，这些电影已经在发挥作用了。出版商们深知，当一部历史剧大获成功之后，所有相关主题的历史书销量都会一路见涨。人们的心神一旦被某个历史主题占据，就常常想要了解更多信息，并探寻真实的故事。历史学家们或许会对电影《勇敢的心》中的史实错误感到绝望，但在1985年至1995年这十年里，关于威廉·华莱士的书仅出版了三本，而在《勇敢的心》上映后，1995年至2005年的十年中，这个数字到达了二十七。长期以来，许多博物馆也会积极响应由虚构作品驱动的公众兴趣。好莱坞电影《特洛伊》（2004）就是历史题材中的一个典型案例。电影的某一幕展示了特洛伊古城的一处集市，其中挤满了羊驼。这种原本生活在安第斯山脉的动物，在哥伦布登陆美洲很久之后才被引入欧亚大陆。然而电影对这一事实的发明，却成为2019年至2020年巡展的“特洛伊：神话与现实”主题展览吸引观众的噱头之一。如果没有那部轰动全球的《泰坦尼克号》（1997），泰坦尼克号贝尔法斯特纪念馆可能就不复存在了，而纪念馆的“神话与传说”主题展厅也大量参考了电影内容。
《特洛伊》电影海报
尽管在历史课上播放历史电影这个想法会让一些人惊慌失措，但这些作品（在给予了恰当的语境分析后）确实有助于传授实用的批判性思维。一些高等院校也创办了相关社团，并开设选修课程，让学生观看历史电影、探寻真实的故事，并讨论这二者间的差异。同样地，每逢历史电影上映之时，通常都会有一些历史学家在报纸上发表檄文，有时甚至还会引发更广泛的争论。例如，有些人抨击电影《塞尔玛》（2014）将林登·约翰逊对待马丁·路德·金和民权运动的态度描写得过于顽固，另一些人则热切地为电影辩护，称其准确描绘了历史事实。如果没有电影引发的媒体关注，这些学术讨论原本不会产生这么大的公共影响。
当然也有些历史电影会散播有害的谎言，试图影响观众的政治观点，并最终引发剧烈反弹。很多材料也是如此，尽管它们往往被标榜为历史事实。一些历史畅销书和纪录片自诩为“非虚构”，却在宣扬种种荒谬的阴谋论：拿撒勒人耶稣建立了墨洛温王朝，“远古外星人”建造了金字塔，或是英国王室成员都是巨型蜥蜴人。更可憎的是，还有一整条否认大屠杀的产业链。2021年，哈里王子声称：“比起看到（新闻媒体上）关于我的家庭、妻子或是我自己的故事，《王冠》让我感觉舒服多了。”他评论《王冠》“显然是虚构的，人们怎么看都行”，而那些有关他家人的谎言却“被当作事实报道，因为你们以为这就是新闻，这让我实在无法认同”。面对错误的观点，历史学家能够且确实会加以驳斥，但我们没有那么多的历史学家来应对世上的所有观点。解决这个问题的唯一办法，就是让每个人都掌握自主判断的能力。历史虚构作品至少会宣称自己是虚构的，从而为历史学家提供一个机会，来展示对事件真实与否的判断是如何推进的。
这并不意味着电影制片人对银幕上放映的内容不负有任何责任。他们可以成为批判的对象，而这种批判也确实常常发生。但这些制片人的根本职责并不是保证历史内容的准确性，而是尽可能制作最好的影视剧作品，不论他们追求的是艺术性、商业性，还是二者得兼。那些坚持将历史剧作能否逐条吻合史实作为唯一评判标准的观众，可能会错过不少乐趣。历史学家看电影是件好事，但不论是历史学家还是政治家都不是历史的主宰。历史是所有人共享的文化遗产的一部分，人们可以任意选择自己与历史的联结方式。
有证据表明，观众在面对历史剧作时其实很善于分辨事实与虚构。荧屏上的历史不但没有任何威胁，还会成为一股力量：它可以催生人们对历史的切实关注与互动。当今的许多历史学者、博物馆创建者与考古学家都会坦承，他们对历史的热爱都受到了年少时收看的“夺宝奇兵”和“木乃伊”系列电影的激发。卡尔曾表示，“历史学家在面对研究对象的精神世界时，需要具备一种富于想象力的理解”，而历史虚构作品就是这样一条小径，人们借此可以将自己代入不同的时代、地点与思想观念之中。
如果政治家们真的关心公众对历史的理解，他们可以资助公共活动、博物馆、节日，以及相关研究，以此来推动更多人参与对历史的学习与讨论。政治家们越是推动批判性思维方式的传播，就越不必担心大众会沦为蝼蚁，毫不怀疑地消化、吸收被灌输的一切内容。
当然，如果你是一位政客，培育公众提问与寻求答案的能力或许也会对你不利。因为终有一天，他们会将这些能力转而用在你身上。
（本文作者阿丽克斯·冯·藤泽尔曼系历史学者兼编剧。她的第一部剧情长片《丘吉尔》（2017）由布莱恩·考克斯和米兰达·理查森主演，她还为网飞的电视剧《美第奇家族》写过剧本。本文选摘自《历史是什么2.0》，经授权，澎湃新闻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