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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性的边界：人与虎跨越三百年的生存争夺
2026-04-16 12:47
我看着新闻报道，想起外婆曾经讲过她的一段亲身经历。那是在尚未搬进华人新村之前，华人多半散居在开芭的山林边缘。一天晚上，那时七岁的她和父母兄弟姐妹正准备入睡，忽然听见屋外传来窸窸窣窣的声音。他们以为是有窃贼，悄悄起身。透过窗缝向外望去竟看见一只巨大的老虎缓缓从屋外经过。第二天起来，屋外的猪圈已经被虎掌打破，猪只已然死亡。那次经历在她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成为她后来常常提起的往事之一。
这一点也不奇怪。外婆居住的霹雳州珠宝地区（Chemor）一带至附近的和丰（Sungai Siput）地区，老虎出没的新闻屡见不鲜。从霹雳州的近打谷（Kinta Valley）延伸至江沙（Kuala Kangsar），连绵不断的山地雨林构成了一个广阔的空间。对人类而言，这些山林或许只是背景，但对老虎而言，这却是它们活动生存的领地。
目前霹雳州地图局部，可以看到仍然存在广阔的山林。
这也不由得令人想起马来半岛不同族裔对于老虎的信仰。两年前，我探访位于雪兰莪州瓜拉冷岳县的加厘岛（Pulau Carey）上原住民玛美里（Mah Meri）部落的时候，就见到过他们标志性的雕塑之一——“被锁住的老虎祖灵”（Moyang Harimau Berantai）。这个奇特的雕塑有着玄妙的传说：曾经有老虎被困在捕捉野猪的陷阱，由于担心老虎被放出来后会伤害村民，人们便任其自生自灭。根据玛美里的传统，任何被杀死的生物都必须要有替代品，就好比砍伐一棵树后再种一棵树。因此，这个雕像将会替代老虎，成为“镇物”，并在雕像完成后安置在老虎毙命之处。
“被锁住的老虎魂灵”雕塑，作者拍摄于玛美里文化村。
倘若游走于马新两地华人庙宇，还能观察到广泛的“虎爷公”信仰。虎爷信仰在东南亚华人社会中并不罕见，尤其在闽粤和客家移民所到之地，常见于庙宇角落或香案之侧。虎爷通常被视为具有护法、驱邪与镇煞的神灵，有时被认为是土地神的部属，也有说法认为其与山林之灵相关。人们相信，虎爷能够镇压邪祟，守护庙宇与一方平安。在祭祀虎爷时，信徒会供奉生肉和香烟，似乎这种祭品能展现虎爷居于“兽性”与“神性”之间的张力。
作者在新加坡芽笼一间祭祀田都元帅的庙宇拍摄的虎爷公。
或许我们可以断言，老虎信仰的形成源于人类与老虎长期共处的经验累积。前现代社会的人类活动范围仍然有限，荒野山林与人类居住之所之间并不具有清晰的分界，而是一片充满不确定性的过渡地带。在这些人与动物交织的区域中，虎伤人事件时有发生。人们在夜晚听见林中低沉的咆哮，在田边发现被拖走的牲畜尸体的残留，甚至亲眼目睹猛虎出没的瞬间，都转化为集体记忆保存在信仰仪式之内。信仰之外，肉体技术也无言地传承对老虎力量的印象，华人和马来人的武术有的流派便以虎形入拳，取法猛虎出林之威。老虎之于人来说既是威胁，也是力量的象征。
以上种种对老虎的认识，无一不提醒我们人和动物之间存在相当频繁的跨物种互动。然而，这种被本土居民视之为常态的人类与非人类复杂互动，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被主流学术界所忽略。过去的半个多世纪，学术界对东南亚的研究大多以民族国家为框架，关注点集中在军事战争、政治思想等“高等文化”上。历史学家们往往止步于人类文明世界的边界，将自然荒野视为“没有历史的人（如居住在森林的原住民）”和动物栖身的永恒之地。
动物究竟有没有历史？《荒野有虎》（Frontiers of Fear: Tigers and People in the Malay World, 1600-1950）的作者彼得·布姆加德（Peter Boomgaard） 尝试回应这一问题。在21世纪国际人文学界对环境研究的重视，以及对“动物转向”（Animal Turn）倡议的背景下，《荒野有虎》一书应运而生。本书作者布姆加德生前任职于荷兰皇家东南亚和加勒比研究所（Royal Netherlands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and Caribbean Studies），长期聚焦于东南亚史研究领域，其研究横跨经济史、社会史与环境史。正是在跨学科训练的基础上，布姆加德得以将“老虎”纳入历史研究的叙述框架之中。从学术史角度来看，本书可视为对布罗代尔式长时段历史（Longue durée）的一种延伸与补充。布罗代尔强调地理与环境对历史的深层制约，而布姆加德则进一步将“动物”纳入这一结构之中，使其不再只是背景，而成为互动的主体。同时，本书也与近年来兴起的“多物种民族志”（Multispecies ethnography）形成呼应，从而突破人类中心主义的叙述框架。
《荒野有虎》，[荷]彼得·布姆加德著，刘菲译，光启书局·上海人民出版社2026年3月
《荒野有虎》全书由十一章构成。与许多以单一线索推进的历史著作不同，本书涉及的时间跨度自1600年起至1950年，并涵盖了三个半世纪的马来世界，即今日的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与新加坡。作者同时以生态、生物、文化与政治等多重维度对人虎之间纠缠关系的历史细加梳理。书中内容层层递进除去第一章和第十一章作为简介和结尾外，每章节都有明确的主题：第二章主要讲述老虎的生态习性，第三至六章集中于人虎冲突的历史。第七至九章聚焦在文化与超自然信仰中的老虎，第十章则是老虎在马来世界的衰退。
布姆加德首先从生物学与生态学的角度出发，对马来世界的三种大型猫科动物，即老虎、花豹与云豹进行了系统梳理。他特别强调，传统观念中“老虎栖息于原始森林深处、远离人类”的看法并不准确。相反，老虎更倾向于生活在森林与人类耕地交界的生态边缘地带。这一观察具有关键意义，因为它打破了“自然”与“人类社会”的简单二分——即老虎并非文明扩张的对立面，而是某种程度上农耕文明的伴随者。在人类开垦森林、发展农业的过程中，鹿与野猪等猎物数量增加，反而为老虎提供了更理想的生存环境。换言之，人类的生态改造并未立即驱逐老虎，反而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与其形成了一种若即若离的共生关系。
这种生态上的交织为第二部分所展开的人虎冲突奠定了基础。布姆加德通过对报刊和档案的爬梳，还原了17至19世纪马来世界中频繁发生的人虎冲突。他指出，“食人虎”并非殖民话语中的夸张想象，而是一种真实存在的社会问题。以爪哇为例，19世纪初每年约有数百人死于虎口，这一数字不仅对当地居民构成直接威胁，也对殖民政权的统治秩序形成挑战。在此背景下，殖民政府逐渐建立起一套制度化的灭虎机制，包括赏金制度、猎捕组织以及地方动员体系。
值得注意的是，布姆加德并未简单地将这一过程理解为“人类对自然的征服”，而是强调其中所蕴含的资本逻辑与治理技术。赏金制度将老虎转化为一种可量化的对象，使其进入货币交换体系，从而刺激了职业猎人的出现。然而，由于早期档案中“老虎”一词往往泛指所有大型猫科动物，这一制度在实践中导致大量花豹与云豹被误杀。这种“分类的不精确”不仅是知识上的问题，更直接影响了生态后果。
如果说本书前半部分主要关注现实中的老虎，那么接下来作者则是将视角转向文化中的老虎。布姆加德借鉴人类学与民俗学研究，探讨马来世界中广泛存在的“祖先虎”“虎人”（Harimau jadi-jadian）以及人虎对立相关的仪式。祖先虎是指被人类灵魂（尤其是祖先）附身的老虎。许多马来村庄相信，出现在他们周遭的老虎是村庄创始人或祖先的化身。虽然他能保护子孙，但也是严厉的道德与习俗（Adat）纪律维护者，会惩罚那些触犯禁忌的村民。因此，村民对祖先虎的感情通常并非温情，而是出于敬畏和对报复的恐惧，并常通过献祭来安抚他们。 虎人则是能够在人类与老虎形态之间切换的巫师，相关传说流行于苏门答腊的葛林芝（Kerinci）或爪哇的洛多约（Lodoyo）。他们在白天通常以边缘人、流动小贩或乞丐的身份出现，若其要求（如乞讨）得不到满足，便可能在夜间变身老虎进行报复。
较为引人注目 的是爪哇宫廷中的“刺虎仪式”（Rampog macan）与“虎牛角斗”（Sima-maésa）。前者是由成千上万名士兵手持长矛围成三四层深度的方阵，在宫廷广场将老虎从木笼中放出杀死；后者则通常将一只老虎（或花豹）与一头水牛关在一个大型围笼中进行殊死格斗。在这些仪式中，老虎往往被赋予混乱、野性甚至外来威胁的象征意义，而水牛则代表本土社会秩序。通过公开处决老虎，统治者得以象征性地重申其对社会与自然的控制权。
然而与宫廷仪式中被压制的老虎不同，前文述及民间信仰中的老虎往往被视为崇高和守护者的化身。这种信仰一方面强化了人们对老虎的敬畏，限制了对其的猎杀；另一方面也在无意中构成了一种文化性的生态保护机制。布姆加德在此提出了一个重要观点，即文化并非单纯的象征事物，它同样具有现实的生态后果。正是这些看似“非理性”的信仰，在某种程度上延缓了老虎种群的衰退。
最后，作者分别从定量的数据统计和定性的文化分析两个维度，勾勒了马来世界的老虎如何从兴盛到陨落。布姆加德通过统计数据分析，对比人类被杀数与老虎被杀数，并考察了1600年至1950年间老虎种群数量的变化及其在不同岛屿消失的原因。在19世纪上半叶，爪哇岛和苏门答腊岛死于虎口的人数往往超过被人类杀死的虎数；但从19世纪50年代开始，随着赏金制度的完善和枪支的普及，这一比例发生逆转，人类对老虎的威胁开始占据上风。布姆加德总结了老虎在不同地区的三种消亡模式：巴厘岛的“猝死模式”——因地理范围狭小，在猎人密集射杀下迅速灭绝；爪哇岛的“迟滞死亡模式”——因人口稠密、大规模土地开垦和国家组织的仪式性捕杀，经历了长达一个世纪的缓慢衰退；苏门答腊和马来亚的“平衡模式”——因森林广阔，老虎与人类长期保持动态的冲突与共存平衡，直到殖民时代后期才开始显著衰退。老虎的分布范围也在这些变化之中逐步萎缩。
尤为重要的是，布姆加德在全书中反复强调老虎的“能动性（acency）”。他指出，老虎并非被动地承受人类压力，而是能够通过学习调整行为。例如，在枪支普及之后，老虎逐渐避免白天活动，或改变捕猎策略以适应人类环境。这一论述直接挑战了传统史学中将动物视为“没有历史”的观念。正是在这一意义上，《荒野有虎》不仅是在书写“人类如何对待老虎”，更是在探索“老虎如何参与历史”。
作者彼得·布姆加德（Peter Boomgaard）
然而正如引言所坦承，《荒野有虎》并非没有局限。首先，其资料来源高度依赖殖民档案与欧洲人的记录，这不可避免地带来欧洲中心主义的偏差。作者缺乏系统的田野调查，且本土文献与资料所占比例较低，使得对地方社会经验的呈现仍显不足，例如在祖先虎的概念处理上。作者没有对其使用的殖民材料进行批判，比如书中引用Maxwell认为“datoh”（也写作datok或datuk）是“祖父”之意很有可能是一个误解（282页）。实际上datoh也是一种尊称，不全是亲属关系的称谓。马来人称呼老虎为“datoh”并不一定是指老虎是祖父，更有可能是老虎的代名词和尊称，正如今天广泛存在于马来西亚的“拿督公（Datuk Gong）”信仰。尽管书内略有提及，但没有对此进行更多分析，以及更深地批判殖民者过于简化理解复杂的东南亚信仰问题，略显可惜。
此外，布姆加德的跨学科方法尝试也同样存在风险。作为历史学家，他在运用生物学材料时可能难免面临理解偏差或简化处理的问题。需要指出的是，本书聚焦的“马来世界”，尽管有的例子提到了其他族裔，但却仍然忽视了这片区域与中国和印度之间的互动，以及大量不同族裔人口之间的交往和流动。如若突破“马来世界”的局限，或许关于老虎和人之间的历史能放置在更多元的语境下探讨，也方便学者进行研究，一如开头玛美里人和华人老虎信仰的例子。当然，专注在马来世界本身能更加集中在人虎关系上，这取决于研究者的角度了。
尽管如此，以上均未削弱本书的整体价值。相反，它们恰恰揭示了环境史与动物史研究在现实操作中的困难。《荒野有虎》的真正意义或许并不在于提供一个完整无缺的解释框架，而在于提出一系列具有启发性的问题：动物是否拥有历史？动物能否塑造人类社会？人类的扩张又如何重塑动物的行为与命运？这些问题不仅关乎过去，也直指当下。在当今全球生态危机日益加剧的背景下，《荒野有虎》也具有某种警示意义。当森林被转化为种植园，当野生动物被纳入资本的逻辑，人虎之间曾经维系的微妙平衡也随之崩塌。从这个角度来看，本书不仅探究历史，更能映照当代人类处境。
总体而言，彼得·布姆加德通过《荒野有虎》成功地将一个看似边缘的主题转化为理解东南亚历史的重要切入点。他将老虎从“自然对象”提升为“历史参与者”，并在跨学科的对话中给予我们另类的环境史叙述方式，本书的问题意识与研究路径无疑为后续学者提供了丰富的启示。在人类不断扩展其生存边界的今天，这部探讨荒野与文明的著作能提醒我们重新思考自身在这个多物种世界中的位置。